论文来源：Sheng, H., He, C. & Hu, W. Intercity economic ties amplify natural disasters spillovers in China. Nature Cities (2026).

自然灾害不仅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，也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冲击。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自然灾害的地理溢出效应，而较少关注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如何传导并放大这些冲击。本文利用中国的地理编码灾害数据和企业层面的投资记录，将空间计量模型与改进的空间权重矩阵及复杂网络方法相结合，量化自然灾害在地理网络与经济网络中的溢出效应。研究结果表明，若忽视城市间经济联系，将会低估总经济损失约52.5%至57.5%。在经济网络中，具有较高中心度或较高聚类系数的城市，会显著放大负向溢出效应；同时，随着城市间投资网络结构日益复杂，这种放大效应进一步增强。本文指出，传统灾害后果评估忽视了城市间经济关联，因此主张制定跨城市的灾害韧性政策，在考虑地理邻近性的同时，也应充分纳入城市间的经济关联。

图1 中国大陆自然灾害事件的空间分布

与此同时，复杂网络研究表明，网络结构和节点地位会显著影响外部冲击的扩散路径与放大程度，但这一视角在灾害经济学中的应用仍较为有限。尤其是在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城市群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城市已深度嵌入跨区域投资网络之中，核心城市在经济网络中发挥枢纽作用。自然灾害的冲击可能沿着经济联系跨区域传播，甚至通过高中心度节点被进一步放大，从而突破传统地理边界。如果仅基于地理邻近来评估灾害影响，既可能系统性低估总体经济损失，也可能影响防灾资源的合理配置。因此，有必要将城市间经济网络纳入分析框架，重新审视自然灾害的跨城市溢出机制及其放大效应。

图2 中国大陆城际投资网络流动的空间演变

图3 基准实证结果

第二，忽视经济网络联系会系统性低估总经济损失。当仅使用地理邻接矩阵衡量溢出效应时，估计结果明显小于同时纳入经济网络联系的情形。研究发现，如果忽视城市间投资网络这一经济联系渠道，总经济损失将被低估约52.5%至57.5%（图3d）。这一结果直接表明，经济网络构成了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重要通道。

第三，网络中心城市和高聚类城市具有“放大器”效应。从节点层面来看，城市在经济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冲击外溢能力。中心度较高或聚类系数较高的城市一旦遭受自然灾害，其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增强，表现出“超级传播节点”的特征（图4）。其中，高聚类系数城市的放大效应尤为明显，说明紧密连接的经济子网络更容易形成级联冲击。

图4 中心度和聚类系数的调节效应结果

第四，随着投资网络结构日益复杂，灾害溢出效应不断增强。通过将不同年份的投资网络作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动态估计，结果显示，2000—2017年间，通过经济网络传导的负向间接效应呈持续增强趋势（图5a）。进一步分析表明，网络节点数量、边数量、网络密度及聚类系数等整体结构指标越高，灾害冲击的溢出强度越大（图5b、5c）。这表明，经济联系的深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，也提高了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。

图5 城际投资网络总体结构及负面溢出效应结果

第五，不同类型自然灾害的溢出强度存在差异，但总体结论稳健。稳健性检验显示，洪水和风暴等高频灾害对区域经济的负向溢出更为显著，而干旱和热浪更可能产生长期抑制效应。无论灾害类型如何，经济网络渠道带来的额外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，支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。

研究发现，经济网络同样构成重要的风险传播通道，且其放大效应不容忽视。相比地理溢出路径相对可见、可预判的特征，经济网络中的冲击传导往往更加隐蔽，并可能通过供应链“牛尾效应”或网络级联机制不断放大。当处于网络核心位置、具有较高中心度或聚类程度的城市遭受灾害时，其负向外部性更容易扩散至关联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。随着城市间投资联系不断加密，经济网络复杂性提升，灾害冲击的系统性风险也随之上升。

在政策层面，研究认为，单纯依据灾害高发地区配置防灾资源，可能忽视经济网络核心节点的系统性重要性。在中国情境下，灾害多发区域集中于中西部，而经济网络枢纽多位于东部核心城市，这种空间错位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上的张力。因此，防灾减灾政策既要关注地理高风险地区，也应强化对经济网络核心城市的预防与韧性建设，同时推动跨城市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。更广泛而言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网络结构日益复杂，自然灾害的影响将更可能从局部扩散至全国层面，因此在制定灾害应对策略时，应将经济相互关联性纳入系统性评估框架。